四日以乐礼教和，则民不乖。

从每一类事物之观点看，每一类事物所依照之理，皆是至善底。此所谓理，是关于伦职底理。

[11] 冯先生所追求的境界是觉解与事理的合一，即人自觉主动地顺理应事，消匿自身投入天地之理。二、明理：自由的旨趣 冯先生说： 人之所以为人者，就其本身说，是人之理，对于具体底人说，是人之性。[9]冯友兰《三松堂全集》第四卷 第423页。（2）其最终指向事情底道理，就是事物存在的不变法则和条理，此是真际空灵的理（一切事物的理便是太极），是先于具体事物的不变定理，而实际变化皆为道体流变。……不受实际世界中底限制的限制，是在道德境界中底人的自由。

这包括两个面向： （一）明事情之理 此所谓理，有时指上文所说情或势中所表现底道理，有时指对于此等道理底知识或了解，有时指我们能有此等知识或了解底官能，即我们所谓理智。他于做某事时，自觉其是做某事，此是自觉，此是觉[4] 之所以能觉解在于人心是明觉的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，孟子无父的这个讲法，凸显出的是墨家对儒家所强调的伦理实践原则的根本否定

因为孟子自己明确讲是从《泰誓》来的，这是儒家思想最明确的来源。他只看到对社会财富的大量花费，比如说非乐，没有正面看到乐本身作为人类文化发展的意义。墨家对周礼的反对里面，对于祭祀天这个礼，——不管是由谁来主持，对于这一礼本身还是肯定的，并不是完完全全地反对。所以在这一点上，我们看到双方虽然有贵族文化和平民文化的区别，但是应该有一个辩证的判断。

从这个意义上来讲，孟子无父的这个讲法，凸显出的是墨家对儒家所强调的伦理实践原则的根本否定。以德服人者，中心悦而诚服也。

张岱年先生说，仁义连用应早于墨子，是孔子的学生开始用的。北宋的儒学家，特别是理学家，认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，这与兼爱的精神是相通的，所以才有杨时的提问②。所以，墨子这个原则应该说主要不是作为社会伦理问题提出来的。因此，儒墨关系如果用两句话来概括其根源性，第一句话叫同出一源，第二句话叫别子为宗。

以力服人者，非心服也，力不赡也。命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对必然性的一种认识，有其历史的合理性。不管谁早谁晚，也不管二者相互影响，儒墨二家在这一点上的互通是明显的。（《左传·成公二年》）义以建利，礼以顺时。

（《墨子·经上》）仁，仁爱也。然义政将奈何哉？子墨子言曰：处大国不攻小国，处大家不篡小家，强者不劫弱，贵者不傲贱，多诈者不欺愚。

墨子应该是出于儒家，《淮南子》早说过墨子学儒者之业，受孔子之术（《要略》）。5.我想还有一部分问题，我认为儒墨双方是各有所见。

体仁足以长人，嘉德足以合礼，利物足以和义，贞固足以干事。墨家兼相爱，交相利（《墨子·兼爱下》）则是强调互利，或者说交利这样的入手处。汉代董仲舒已经承认了兼爱的概念。其次就是如果看先秦各家各派的学术文献，儒家特别喜欢引用《诗经》和《尚书》，墨子也是如此，有些语式都很相近，而其他各家没有这样的语式。注释： ①韩愈《读墨子》：孔子必用墨子，墨子必用孔子。儒分为八，墨离为三，某一个墨者可能只是三派中的一派，一派中的一个人，也不能代表整个墨家。

但是我们在看到这一点的同时，还要能看到他们所包含的普世意义，仅仅过分强调贵族和平民的这种区别，是有见于别而无见于同。墨子思想，毫无疑问确有很多地方代表小生产者的思想立场。

如果我们用古代的语言来表达这个意思，用韩愈的话来说，就是在古代儒墨不相用①。儒墨互补，是今天大家普遍都接受的一个提法。

儒家对仁的理解，孟子讲到仁之实，事亲是也（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），所以亲亲是儒家对于仁的入手实地的一种肯定。最近看到一些文章，都是讲儒墨互补的问题，我想就以此来谈谈自己的一些认识和感想。

从不相用到必相用，我觉得这恐怕是今天我们大家的共识。《左传》还有一些关于义利的论述：义以生利，利以平民，政之大节也。比如，现在大家不会再用无父这种极端化的，甚至歪曲对方的讲法，来刻画墨家的理论。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资料，可以说他的民本思想直接来源于墨子。

以往我们常用孟子的王霸之辩来讲这个问题，孟子曰：以力假仁者霸，霸必有大国。但墨子不同，他不是把利归到义上讲，而是把义归到利上讲。

《礼记》讲继别为宗（《大传》），后来牟宗三先生讲别子为宗，就是另外立宗。如果今后我们讨论这一问题，可以兼取二家之义，用德政和力政来分析论述这一公道和霸道之争的问题。

对某个墨者的批评也不能简单地说就是对整个墨家的批评，可能是对墨家中的一派，或者这派中的某一个人的某一观点所作的批评。在与儒家不同的学派里面，唯有墨子没有任何障碍地、很顺理成章地大量地运用仁义，而且在孟子之前就已将仁义加以连用了。

而儒家仁的观念，当孔子提出的时候它可以包含国际关系，但不是着眼于国际关系，它是着眼于当时的社会伦理，这是一个重要的差别。（《墨子·耕柱》）由此可以看出，在论及义利的时候，墨子讲的利是利人。其中的特点是，对利的解释，是从义的方面去刻画，把利归结到义来讲，从利是义的状态来讲。所为贵良宝者，可利民也，而义可以利人，故曰，义，天下之良宝也。

可以说，提出义与力来相对，比用王与力相对要更为合理，更能突出和表达以德服人的思想。（《墨子·经说下》）这就与儒家和儒家所继承的春秋时代义为利本的思想不同。

另一个要厘清的方面，就是在孟墨关系中，不能简单地说谁汲取了谁的思想。这一点是应该被承认的。

（韩愈著，阎琦校注：《韩昌黎文集注释》，西安：三秦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57页） ②参见陈来：《仁学视野中的万物一体论》，《河北学刊》2016年第3期。所有异姓以军功成为贵族者，都是根据尚贤的原则进入贵族制体系，完全靠宗法和亲亲是不可能的。